中国社会基本特征之二：总体资源的紧缺性。
　　众所周知，尽管我国可以称为“地大物博”，但按人口一平均，我国又是典型的“资源紧缺型”的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资源、林木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相对于我国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已经呈现出日益短缺的局面。由于自然资源的紧缺，加上管理的随意性带来的低效率，使我国的许多社会性资源也变得十分紧缺，诸如城市道路交通资源、市场用户资源、优质教育资源、就业岗位资源、城市居住空间资源等。无论是自然资源也好，还是社会资源也好，紧缺就意味着需求大于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起需求者对资源的强烈占有欲望，而能否占有和如何占有紧缺的资源成为需求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凡紧缺的资源就必然存在对该资源的掌控者，这些掌控者或者是有关权利机构，或者是对该资源已有的占有者。需求者对紧缺资源的占有要受制于该资源的掌控方，即掌控方是否给予需求者占有该资源权利和确定需求者获得权利所需付出的代价，这里存在社会公平性的问题。这种资源的紧缺性与对资源掌控的公平性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及国民心态，对我国安全生产现实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拿当前事故频发的煤矿行业来说，由于煤矿资源的紧缺，使得煤炭的价格不断上涨，这就增强了对煤矿资源开采权利的占有需求。这种需求在正常情况下只能通过政府有关机构的掌控才能获得满足，但是由于紧缺，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并不能让所有的需求都获得满足，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煤炭资源开采权利占有的不公平，已获开采权的原有的开采者排挤了希望加入的新的开采者。新的开采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要么收买掌控者得到合法或不合法的权利，成为获得开采权的开采者中的一员，要么私自抢夺开采权，非法进行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开采的非法性，开采者只顾短期利益，决不会在安全生产投入上下功夫，事故的风险极大。对于已经合法占有开采权的企业来说，在社会对煤炭需求的强大动力推动下，为了使自己因享有占有权而得到的利益最大化，会倾向于不顾开采能力超规模生产，忽视了安全。
　　而对于其他一般性的生产企业来说，同样要受到资源紧缺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方面要追求对其来说是紧缺的产品市场资源的占有，另一方面企业又掌控着对从业人员来说是紧缺的工作岗位资源。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的制约，这二者的综合作用可导致企业为使生产成本降低，随心所欲地减少安全投入，以及大量不遵守安全法规、违章指挥等现象的发生。
　　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紧缺资源的争夺会导致无序化的恶性竞争，并进而引起安全价值观的扭曲，即为了经济利益可以肆意破坏安全生产赖以为基础的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
　　在我国，各种资源的紧缺性是客观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此社会基础条件下，更需要掌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同时要以文化的手段改变人们的认识，提高遵守社会秩序的素质，尤其是要提高对各种资源掌控者（政府公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而不仅仅是提高普通百姓的素质。
　　中国社会基本特征之三：社会文化基础的小农经济性。
　　工业化经济依赖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高素质的从业人员；而小农经济则采取个体分散生产的方式，个人自由安排生产过程，无需组织纪律性的约束。我国虽然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时期，但是我国仍然属于农业国，国民中也以农业人口为大多数。由于我国缺乏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阶段，因此即使许多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所谓“城市人”，其文化根基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社会的文化。例如，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制约，不喜欢严格按程序制度操作，团队合作精神不强，只要有机会，情愿自己当“老板”等，这些思维方式都带有小农经济的特点。
　　“人情思维”是小农经济社会里形成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在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往往根据彼此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交往的亲疏；根据交情的厚薄，来把握处理事情的尺度。由此，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交叉的“人际圈”。人情是维系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纽带，熟人好办事、亲戚好帮忙，是人们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人情思维”带入官场，则必然会违背法治的精神而坠入人治的深渊。
　　当前我国安全生产领域广泛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组织纪律性不强、人情关系干扰责任落实等现象，与小农经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上述三种社会基本特征均与安全文化息息相关，这些特征的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安全生产的社会表现为：法治上“制”而不“治”，责任上落实不到位、管理上不规范、投入上能省则省、操作上有章不循等。要想彻底治愈安全生产的这些顽疾，除了采取直接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措施外，更要从根本矛盾入手，用安全文化的武器向传统文化中的制约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形成的不良习俗开战，真正提高全体公民（尤其是各类领导人物）的安全素质。
　　三、安全文化的性质以及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关于安全文化的性质，很多专家学者都作过论述，这里笔者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安全文化所具有的几个其他重要性质。
　　首先，安全文化具有“管理推动性”。
　　安全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大众文化。社会大众文化往往是通过民众的广为流传而积淀下来的，只要不是反对国家主权、制造民族分裂、腐蚀社会道德风气的文化，就无需对其推崇还是制止。安全文化是人们安全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安全行为的准则和引导力量，在各种利益冲突和干扰下，仅仅通过人们自发形成的安全文化，往往不能向着社会所需要的良好方向发展。安全文化的发展需要借助管理的力量加以推动。企业安全文化更是如此，它形成于企业内部，为企业员工所共有，可以由企业的组织管理过程加以促进和实施；并且企业安全文化的发展将给企业带来生产效益的增长。
　　其次，安全文化具有“弥漫性”。
　　所谓“弥漫性”是指安全文化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边界清晰的系统而存在，它深藏于每个人的内心中，表现于每个人行动上，影响到每一个任务的完成过程，调整着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中都渗透着安全文化的影响，因此，也有人提出安全文化具有“场效应”的特性。
　　再次，安全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
　　所谓安全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也可理解为安全文化的不易变动性和不宜变动性。与所有文化现象一样，安全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对大多数在其氛围中的人，都有着普遍的影响力。正是这种稳定性，使企业把握安全生产的规律，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政策和战略才具有实际意义。尽管安全文化可以通过管理手段加以推动，但是真正对人产生深刻影响的合理的安全文化，一定要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强行推动的多变的文化只能让人无所适从，无法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当然也要强调，安全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排斥其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的创新和发展。
　　下面再谈一下安全文化和其他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从稍微广义一些的角度看，安全文化自身可以划分为安全物质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和安全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既有其各自的特质特性，也有其相互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安全物质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基础与前提；安全制度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协调与保证；安全精神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核心与根本。
      安全投入要素是安全责任要素和安全科技要素的基础要素，而安全法治要素又是上述三种要素的基础。根据安全文化的概念和性质，安全文化弥漫于这四个要素之中，其中安全物质文化层面主要与安全科技和安全法治、安全投入在物质方面的内容相关，安全制度文化主要与安全责任和安全法治、安全投入在制度方面的内容相关。安全精神文化则属于更深入层面的、各构成要素中最核心也最稳定、最不易变动的部分。安全文化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其他四个要素的实施过程。
　　综上所述，在我国安全生产领域推动安全生产“五要素”的落实，将安全文化放在首要位置是符合客观规律和实际工作需要的，因此是正确的。笔者在此还想进一步强调：安全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能指望在一朝一夕就有根本的改观，因此落实安全文化要素一定要有稳定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都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