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自救措施--评论

1 楼: 游客于 2013-05-26 评论：

四川汶川5·12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强烈地冲击了本已脆弱不堪的人类安全感。如今，5年后的四川雅安地震，又一次让我们领受了地震的威力。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感动世人。然而，当我们回想起那些在突来的自然灾难中无力挣扎的无辜亡灵和伤者时，却不禁辗转难眠。有多少重要的防震救灾问题被我们所忽略？如何弥补这些意识的肓点成为灾后重建过程中更为持久的问题。　　生命的盲点——中国地震带防震常识普及宣传教育的欠缺　　有人对当局没进行相关地震预报表示不满，但地震预报的确是当今世界难题，目前地震预测（而非预报）主要基于地震重复返回周期分析而非地震前兆的预测，加上四川板块的特殊性，相关部门似乎无可指责。然而，对于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难，我们难道就无计可施？　　生命首先是自身的，在自然灾难，特别是似乎不测的地震面前，不懂自助自保的人，大多厄运难免。一般而言，地震波有两种：纵波（P波）和横波（S波），纵波先到，这时我们会感到身体上下抖动，这是预警信号，尚不具有真正的杀伤力。真正杀伤力大的是横波，此时我们会感到身体左右晃动。两者之间有10到15秒的时间差，这是生与死之间的短促空隙。若有适当反应，生命之神就往往会眷顾。　　这两次地震，在慌乱中，有些人盲目跳楼亡命，有些人没抓住最佳时机往外跑或找到相对安全的避难之处，有些人源于身边没有食物和水而身亡。如此这般，使本来可以战胜死神的更大概率沦为死神的无意疏忽或归于命运的无常。　　根据历史震情和地质结构，我国有南北，华北，东南沿海，青藏高原等地震带，而汶川和雅安恰好处于南北地震带，一直处于重点监测之中。基于地震重复返回周期分析，南北地震带发生地震的时间应比唐山早，而唐山实际上却较之早。这说明了地震的难以预测。但问题是，既然汶川一带发生地震的概率较大，缘何一直以来没有进行防震常识教育和训练呢？　　有人或许会认为，一如盲目预报地震会造成民众恐慌一样，这种未雨绸缪的教育和训练也会造成民众的恐慌。问题是，恐慌的根源是理性，还是无知呢？看看作为邻居的日本的经验就可知。　　作为世界有名的地震频发国家，地震的发生有如家常便饭。同中国一样，日本至今也是没有完全攻克地震预报难题。但在灾难面前，他们学会了自我保护。而自我保护的行为源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知识，而后者则源于自小严格的防震常识的普及教育。　　日本1961年颁布了《灾害对策基本法》，后规定了“防灾日”和“防灾周”，全面宣传普及防灾教育，明晰防灾理念：自救、互助、政府行政。自救、互助是基础，他们提出“自己的安全要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城市要自己保卫！防灾救灾的主角是我们自己”的口号。认为可否将灾害控制在最低程度内，将取决于所有人在短促的时间内如何行动。　　对于小学生，日本当局即开始进行地震知识教育和防震演习，从而让孩子们学会坦然面对死亡，在游戏心态中轻松逃生，并终生受益。毕竟，相似的经验不断重现有利于减少心灵的陌生感和缓解身心的紧张感，强化应对相似处境的自信心和提高应对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让人们在面对灾难时如同面对游戏场景，从而轻松逃生，创造生命的平常奇迹。对于拥有求生信心，智慧和技能的人而言，生命的平常延伸与奇迹绽放往往是一回事。　　更为重要的是，如此普遍的教育和训练，在笔者看来，除了让孩子变得独立坚强（前些年就一直有中日儿童对比的热点），也让孩子们自小就在自然的无常和生存的困境中学会珍惜生命，培养自我意识，并推己及人，学会尊重他人。这种自我意识的确立源于生存形式的困迫，源于个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自我意识的确立是自我与他人得以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的基础，是自我走向他人，交互主体性得以形成的前提。　　如此，通过生存教育和生命意识的启蒙，在生与死的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人的观照中，生命的尊严落实到了每个个体，人人平等，生死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情结得以确立与固化。日本战后的迅速屹起，这种民族精神的动力不可忽视。当然，民族精神的培育有多种方式，但唯有与生命尊严相关者方可抵达人性的根基与共同体的荣辱与共。也唯有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期待已久的公民社会才可能真正抵达。　　人性的盲点——地震后，我们该如何保护幸存者的心灵　　儿童当然是最易引起人们侧隐之心的，自古以来，孟子就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猝发时机来论证其性善说。这种突发性使平常的现成性还原，让人挣脱了情境的设计和装饰，从而让天性之善得以喷发。孟子的论述有两个要点，一是猝发时机，一是孺子。　　而媒体在突发的地震报道，包括此次雅安地震和5·12地震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效仿孟子，大拿特拿孩子说事，且太多是悲惨场景：失去亲人的孩子的痛哭，被拯救出的孩子的惊恐，寻找儿女或面对孩子尸体的父母的哀伤，诸如此类。凡观之之人，无不心有侧隐。孟子所言的思想已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在重复采访且面部毫无处理的镜头中，（孩子是否具有隐私权呢？）孩子们并非情愿地一再揭开尚淌血的伤口。这些又通过镜头在广大民众中一再引起哀痛。有些报道即使不拿孩子说事，也存在太直观的恐怖镜头。　　问题是，小孩之所以令人侧隐，正是源于其弱小，无法自保；同时天真无邪，不懂理性算计，从中可让成人窥见褪落的纯真天性。这种通感具有感受他人和感受自己历史的双重杀伤力，在长时间，宽范围，高强度的相关悲情信息包围下，极易导致变形的替代性创伤。有不少人整天被媒体富有成效的动情的信息包围，可谓食不知味寝不安宁。而人的心理防线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于天性单纯而感性的儿童，面对同龄人的灾难，则有如直接的心同身受，在本应轻松成长的年纪，背负太多的对生离死别的沉甸包袱。有小孩问父母，若地震来了，你会救我吗？是先救妈妈还是我呢？有孩子在电视机前眼露惊恐，大声哭泣。　　人与人之间的爱，无疑是心理治疗最好的良药。但爱作为良药，只是治疗之原料。作为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倾向，并没必要将之宣扬有多么的伟大。那是母鸡也会有的。一如面对病人，徒有良药是不够的，良药是否发挥作用，更取决于良医的运用方式。因而爱的方式（即如何合理运用爱）才是治疗之关键。若缺乏爱的适当有效的方式，爱就往往会背离其正当面，酿成更大的伤害。观照日常生活，我们是否可以随时随地可见那些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导致的事与愿违的悲剧呢？　　爱，作为人之性善的体现，具有自然而发的原发性，是一种偏于感性的自然倾向。作为人的先天本性预设，孟子的性善说论证更多是偏向个体特殊场景或抽象争辩，对社会的整体考量并不充分。后者需要的更多是理性和智慧，即所谓社会之性，它强调了理性规范与后天实践，强调了责任感和应然的社会正面效应。我们可以大概而言，若爱是孟子的性善，则爱的方式就是人的社会之性。自然倾向与理性规范，恰好相辅相成，缺一则凶。　　让孩子学会感动与爱，懂得生命的珍贵与对生活的珍惜，无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让他们懂得希望与微笑，而不是悲哀与沉溺。作为媒体报道，在地震面前，要多冷静少煽情，多温馨少伤感。毕竟，新闻只是反映生命，但绝不能高于生命。“如他人（儿童）所愿”，而非仅仅“如自己（大人）所愿”，才能避免人性的盲点，使温馨的共同体生活（所谓和谐社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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