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1号屋到4号屋
车驶入安吉县,临河前行,入剑山村口,可见“美丽乡村”的路牌,任卫中的生态村基地就在这里。隔壁就是刚修建好的小别墅式的洋楼,他的房子确如村民所描述的那样“又老又土”。
往近处走,他在门口设立了水池,用木头搭建了过道小桥。墙壁上四处挂着“荣誉奖章”、和环保界专家的合影、参加国外环保大会的照片,还有个人简介。最显眼的地方,用毛笔写着几个大字:农民自助式建房技能培训。
如今我们看到的房子,已经是经过多次“升级”后的成品。他放弃了钢筋水泥,甚至不用农村房屋最常见的砖头,转而采用最传统的夯土来做墙体;采用速生杉木来做屋体的框架结构。一“土”一“木”建起一座两层楼高的住宅,面积约200平方米的房子造价在6万元左右,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最初面对的疑问是:泥巴房子牢实吗?为了节能,不使用空调,舒适度会不会很差?为此他在屋子北面开了小窗户,让空气对流,在天井下开挖水井,用玻璃温室和遮阳等简单可行办法来调节屋内温度。
“生态屋1号”试验成功以后,他开始慢慢地盖起2号屋、3号屋、4号屋……每座房子的特性各有不同,1号屋用泥土做墙面,2号屋采用竹片做墙体外观,3号屋的外观是一块叠着一块的石头,4号屋是由老的农用住宅改建而成。
在农村建新房,会把原来的老房子拆掉,任卫中用几千元买下别人不要的老房子, “搬回”自己的地宅基地“回收再利用”。
建好后,他命名为“农民会馆”,将这个会馆作为村民摆酒席、聚会的“活动室”,甚至准备了投影仪,希望在这里开“环保公益”课程。但开馆几年,仅有的几次培训课也是任卫中硬拉来的人,大家并不感兴趣。
仍是“一个人的生态村”
这些年间,任卫中一直不断在修改自己的执行方案,他曾规划两年内要建成一个“生态社区”,三年内在中国创建20个乡村工作室,协助各省市建造20幢示范建筑。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安吉,唯一还有他建生态屋的地方在四川的巴中。
“这些计划已经无限期延长了,事情在不断地变化。”凭一己之力实现理想,任卫中现在感觉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他四处申请环保公益基金,希望能有民间团体注意到其项目,但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到目前为止,这里还只是他“一个人的村庄”。
任卫中自认是家里唯一一个“有一定境界的人”。他的父母和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住在更偏远的乡下。“他们觉得这里太冷清,不懂也不理解我在干什么。”
现年47岁的任卫中,前年才结婚,两人是在婚恋交友网站上认识的。一直有人问他“是不是因为做环保耽误了个人问题”,他说,“因为我没有结婚,才可以一直做这些事情”。
被任卫中的“理想国”打动的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曾给安吉县政府写下一封建议书,其中提到要把安吉进行“生态型规划”,在村镇的聚落方面进行群体规划;对周边地块,根据功能内容方面的策划和构想,进行基础设计规划;对生态屋的隔热、通风、采光、消防等方面进行规范要求;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来鼓励生态村的推广;南京大学可在今后持续地与安吉县在以“任卫中建造实验”场所为基地,长期合作,形成由科学研究、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实验基地。
县政府称不能强力推行
对于任卫中这些年所做的事情,安吉县政府一直表示支持和鼓励,多次评选他为“环保卫士”。
安吉县环保局党组书记王国明说,任卫中作为民间环保人士,是不依附于政府的第三方存在,他这种更加生活化的方式,使得公众更乐于接受环保理念,“是对政府环保工作的一项重要补充。”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态村”还是任卫中一个人的,几栋房子也成了闲置品。对此,安吉县新农村建设指导中心主任楼成的评价是:“任卫中的理念太后现代了,过于前卫,也许文化层次高的人能欣赏,但是安吉的老百姓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在农村,大部分村民还是追求“洋气的小别墅”,做个泥巴的土房子“让人瞧不起”。“环保生态的理念,在中国的农村来说,普及度和接受度还很不够,作为政府,我们也不能强力去推行,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过程。”楼成说。
专家点评
国家与乡村之间需要中间角色
因为媒体的报道,不少人开始关注他,一些建筑学界的专家对“生态屋”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甚而有高薪建筑师打算辞职跟他一起建设。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是其中一个。他先后多次到安吉考察生态村,并将任卫中提名为“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候选人,认为这是“极其具有社会公众价值的中国当今建筑发展之良性现象”。另一提名人,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李保峰则称:与科班出身的建筑师为政府做的大量“新农村”住宅不同,“民间建筑师”任卫中的生土建筑更像一个试验品,或者说是“定制”的产物。建筑为谁服务,说到底还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追求,当这种意识是植根于乡野时,与公民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有着深切的联系。
2007年,任卫中获“首届建筑中国年度焦点人物”奖项,同济大学《时代建筑》特邀点评人李立对任卫中的评价是:新农村建设的“新”绝不是制造乡村的城市化景观,而应该是恢复乡村的“造血功能”,这种功能的获得必然要借助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才能实现。任卫中的乡村建造实践体现了一种社会力量介入乡村建设的恰当方式,他的行为也再次佐证了我们国家漫长历史上的一个社会学命题:国家与乡村之间需要一个中间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