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内蒙古乌审旗环保局又委托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南院”)重新检测,结果显示,湖水中PH、总氮、总磷、氯化物、氟化物、化学耗氧量、砷超出地表水五类标准,铁、锰超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表水源地补充目标限值,其他指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3838-2002)五类水标准。
“总体而言,本检测结果与SGS及乌审旗环保局结果基本一致,额日克淖尔湖与参照湖湖水指标基本一致。”华南院的《监测报告》称:“现场也没有发现钻井废液继续排放的迹象。”
但记者注意到,SGS公司的检测结果并未下此结论,并且,华南院的所有检测报告及检测数据处均没有“签字、盖章”,在其《监测报告》上留下的联系方式0477-7213447是乌审旗环保局的举报投诉热线。
据相关环保监测法规,“报告封面及监测数据处无业务专用章、无骑缝章、无责任人签字的,本报告无效。”
记者致电华南院监测中心,对方称,“是做过乌审旗委托的监测,无盖章、签字是因乌审旗没有付款,”至于为何留下的是乌审旗环保局的投诉举报热线电话,对方称:“不知道为什么。”
为弄清嘎鲁图镇政府的《情况说明》与乌审旗环境监测站的《检测报告》,及两份《检测报告》存在出入的原因,本报记者致电嘎鲁图镇政府办公室,其负责人称对此事无发言权,建议记者采访旗政府,但旗政府办公室称,对此事一概不做回答。
随后,记者致电乌审旗环保局,哈姓部长告诉本报记者:“检测结果还未出来,出来后再做回答。”但当记者称两份《检测报告》均在手中时,哈姓部长在说了句“哦”后,直接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记者多次回电,哈姓部长再未接听。
寻求外援的典型救赎之路
这次会议并没有像牧民以及与会专家预期的那样。
2013年5月,牧民决定派代表进京求援。
“他们找了民间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大学’,然后找了公益诉讼律师,律师找到了我。”赵章元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看了牧民提供的相关材料后,他决定亲自去当地调查。
然而,据赵章元表述,就在他们一行刚到牧民家10分钟后,村长、镇长、乌审旗旗长和书记、鄂尔多斯市的环保局局长等人陆续到齐。
由于决定暗访,赵章元一行此前并未与当地政府取得任何联系。“他们应该是听到了风声。”赵章元解释。
“暗访”计划失败。在之后的时间里,赵章元一行所到之处均有十余辆车跟随,“以确保安全”。与赵章元同行的某家媒体记者随后也被单位召回。
进入2013年6月,事态不断升温,牧民要求彻底查清牛羊的真正死因,决定邀请专家召开研讨会。
对于牧民召开“鄂尔多斯乌审旗湖水污染牲畜死亡事件”专家研讨会的请求,嘎鲁图镇政府并不支持。
镇政府态度的转变并未出乎当事人的意料,据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牧民只得到了45万扶贫款,平均每户3万。而中石油给政府的远不止这个金额。”
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牧民遂决定自己凑出召开会议的费用。
研讨会于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元辰鑫酒店召开。会议邀请了多位环保领域的知名专家及媒体。会上,嘎鲁图镇镇长那日苏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现场答复,并称“会保障牧民人身安全和自由”。
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像牧民以及与会专家预期的那样,对中石油长庆油田涉嫌排污入湖事件的解决起到多少促进作用。
环境污染事件立案的尴尬
环保诉讼立案门槛高,受损害的弱势群体很难短期获得因果证据。
与曾经发生的诸多环保事件类似,牧民试图走法律途径的道路并不通畅。
在镇政府对中石油进行处罚之后,牧民曾对草场和湖泊进行了拍摄。视频显示,湖周草场上遍布着大小不一的盛满黑色液体的坑洼,另有一条碗口粗的软管正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湖中。湖水呈黑色,漂浮物泛着油腻的白光。
“我应律师邀请实地考察了现场,发现周围除了长庆油田的天然气井之外并没有其他污染源。”赵章元告诉本报记者,“按照操作规则,钻井作业完工后,要及时对临时性污水坑进行处理,防止污染。钻井污水中含有很多难降解污染物,属于高分子有毒有机物,甚至有些具有致癌性。”
据悉,涉嫌造成污染的5-15-27AH天然气井于2012年6月11日完成钻井作业,其间,乌审旗嘎鲁图镇曾责令污染企业制定无害化治理技术方案。
然而,中石油并未对气井做无害化处理。赵章元告诉本报记者:“直至1年后的2013年5月,仍可看到大量裸露在地面的临时污水坑,而本应用于处理污水的污水罐却至今全新。”
赵章元援引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在考量环境污染罪行时,“闲置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应酌情从重处罚。”
然而,这并不能建立起污染与牛羊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如果没有司法鉴定,事是说不清的。”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告诉本报记者,他并非牧民的代理人,对整个事件的参与只是公益行为。另据夏军介绍,做司法鉴定大约需要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
关于排污与死羊之间的因果关系,夏军表示,没有司法鉴定就不足以支撑法官立案,牧民首先要基本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
环保NGO“自然大学”草木学院和乡土学院李涛认为,环保诉讼立案的门槛过高,污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受损害的弱势群体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足够的因果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