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社区共融。北投区垃圾焚化厂的功能不仅是处理垃圾，而且还通过与社区利益共享，成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对周边社区进行环境补偿。北投区垃圾焚化厂每焚烧1吨垃圾，就补偿附近社区200元新台币。二是所得收益回馈周边地方建设。北投垃圾焚化场启用以后，不仅完成了垃圾处理减量化、安定化、卫生化、资源化的目标，还利用售电所得收益用于回馈地方建设，所有的回馈设施耗资约4亿多元新台币。2000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了观景台、旋转餐厅、社区会议中心；2003年对外开放了温水游泳池、运动公园、青少年娱乐中心、社区幼儿园、篮球场、游泳池、健身房等等，周边居民只要持身份证一律免费。

　　（五）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台北市以废弃物处理和污染控制为基础，加强回收利用、减废减容、污染防治，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后推动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达到最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一是垃圾焚烧厂在焚烧垃圾时利用热量回收实现发电，所得售电收益大大超过了政府每年投入的3亿元新台币，为焚烧厂运行提供了资金保障。二是由锅炉袋滤式集尘器所收集的飞灰，送入飞灰固化设备（或熔融设备）及固化专用填埋场并规划底渣的再利用，回收制造铺路骨材，用于减轻填埋场负荷，延长使用寿命，实现资源回收再利用。

　　（六）鼓励社会参与。一是加强宣传和引导。台北将垃圾分类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开展，利用文化与慈善的力量深入推行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台北在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就提出 “少丢垃圾、少付费、勤做回收最省钱”的口号，并印了10000多张宣传海报，发到全台北市的各个角落；倡导“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的理念，所有的小学提早一年进行垃圾分类训练，通过小朋友告诉家长怎么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宣扬义工文化，鼓励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做义工，提倡义工每天早起一小时到环保站工作。二是公开透明焚化场的操作流程。北投区垃圾焚烧厂刚开始投产时，群众反对声音很大，之所以能得到推广，就是将焚化厂操作流程公开化，让周边百姓了解焚化厂原理，让他们知道污染是可以控制的，赢得理解和支持。如直接在大型电子屏幕显示每一个环节的运转状况和污染排放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直接发送到台北市环保机构网站并且对外公布；在垃圾焚化厂周边设监测点，随时反映粉尘、烟气等排放数据；在焚化厂设投诉办公室和24小时监督电话，周边居民可随时投诉，也可以进厂参观，充分了解焚化厂的一切。

台北垃圾综合处置对深圳的启示

　　城市垃圾处理已经日益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棘手问题，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据统计，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正深陷垃圾围城的困局。妥善解决好垃圾处理问题，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深圳质量”的重要体现。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场”，应发挥先行探索、率先示范的作用，综合考虑、统筹解决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为全国破解“垃圾围城”难题提供先进经验。下面，结合深圳实际，就如何解决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坚持源头治本，把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上升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任务来抓。国内传统的垃圾处理观念往往“重末端处理、轻前端控制”，主要采用“管末式”处理方式，通过不断兴建焚烧厂和填埋场来解决垃圾问题。面对不断增加的垃圾，这种处理方式既无法从源头减少城市垃圾产量，也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空间，还产生了新的二次污染，遭到周边群众的强烈抵制，陷入恶性循环。而包括台北在内的国外许多先进地区一般都是台北采取的“先分类、后焚烧”的处理方式，实践证明这是破解垃圾围城、实现垃圾减量化的根本出路。深圳市可以借鉴台北经验，把垃圾处理的重点放在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上，通过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来实现垃圾减量，最大限度节约土地资源，为深圳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高标准建设一流的垃圾焚烧厂。目前，国内的垃圾焚烧厂运营模式以BOT、BOO为主，这种做法虽然从表面上看缓解了政府的投入压力，但由于投资企业的逐利性，在运营过程中容易产生偷工减料、不按标准排放、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情况，导致周边群众意见很大，诱发一系列严重的信访维稳问题，最后还是要政府买单，花得钱更多。而台北几座垃圾焚烧厂都是由政府全额投资，建设营运标准都很高，垃圾场附近的空气比居民区还好。因此，深圳市可以借鉴北投垃圾焚烧厂的运营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于这种重点民生项目，算大帐、看长远，由政府直接投入和建设运营，特别是要采取超前标准，建设一流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并对设备老化的综合治理厂升级改造，最大限度减少垃圾处理的二次污染。
　（三）利用特区立法优势，制定垃圾处理相关法规。深圳市可以借鉴台北市在垃圾处理方面的几大政策，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尽快出台合理的垃圾分类、垃圾收费等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本市日常生活垃圾分类品种、分拣标准、处置渠道；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的装备配置及作业等相关标准、规范；加强废弃物综合利用，建立生活垃圾“上门收集、集中分拣、分类收运”的作业模式；同时，借鉴交通违法严管重罚的做法，通过立法手段加强监管，对不按规定进行分类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四）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让市民共享垃圾处理成果。垃圾处理设施都属于“避邻设施”（是指一些有污染或危险的设施，公众知道这些设施对整个社会有利甚至必要，予以支持，但却又都不愿建在自己家门口），只要是附近的居民，一般都会反对。即使垃圾处理厂选址是经过政府部门多次考虑后做出的决定，无论是从环保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都是科学的，但项目所在地的群众肯定认为对他们不公平。为此，对于受损群众的利益，深圳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如免费供电、发放补偿金、回馈社区建设等，进行补偿，以安抚当地民众，提高垃圾处理的接受度。

　　（五）按照低碳发展要求，探索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议深圳市借鉴台北市的做法，通过垃圾分类，将可回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同时，构建资源回收利用专业化产业体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经营垃圾焚烧厂，充分利用好垃圾焚烧厂的发电收益及底渣等资源，做到既可以及时高效消纳垃圾，还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物质资源、能量资源和环境容量。

　　（六）加大宣传力度，发动社会参与垃圾处理行动。在全社会大力提倡适度、合理消费，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行动。各级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开展“绿色办公”、“绿色采购”；倡导宾馆、饭店等服务性行业削减一次性产品的消耗和使用等；借鉴台北市北投区的做法，对中小学生进行垃圾分类培训，鼓励市民以义工的形式参与环保工作，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协力推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垃圾处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