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丧黑色打工路———“矽肺病事件”调查

贵州省湄潭、凤冈等县赴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东湖村石英厂打工的100多位农民，因厂家没采取有效的劳动保护和职业病防治措施，纷纷染上矽肺病，近年相继死亡19人。本刊记者最近在贵州、福建进行了两地联动调查。

当记者赶到贵州湄潭县西河乡，乡党委书记王波神情凝重地说：“今年4月份，乡干部进村宣传计划生育时，发现几个村从福建打工回来的农民，都染上了症状相同的疾病：易感冒，咳嗽，胸闷，乏力，多数患者已丧失劳动力。加上无钱医治，病重的久卧不起，等待死亡。”

37岁的张维金被专家确诊为二期矽肺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起码大20岁。与他一同去打工的妻子落下同样的职业病，丧失劳动力后久卧病床。见到记者，他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我家三弟兄都到福建打工，想不到三人全都染上矽肺病。兄弟张维电2000年9月死亡，弟媳离家出走，家破了，剩下3个娃儿留给老父老母抚养。”

张维金1992年在同乡介绍下前往福建打工，是村里最早出去的人之一。他伤心地诉说：“当年我们一起去打工的7个人，到现在除了我一个，全都患矽肺病死了。这几年我和老婆光治病就花了4万多元，打工攒的钱全花完了，还欠1万多元的债。”

矽肺病三期患者陈万明说，福建莆田东湖村石英厂大约有80多家作坊，民工多是从贵州、四川、湖南各地去的，人员集中时达2000多人，主要干磨石英矿石、筛石英粉的苦力活。工作时整个工区灰蒙蒙一片，不出5天，房顶石棉瓦上积的石英灰尘足有2厘米厚。干活时惟一的防护措施就是戴一个口罩，而且要戴到几乎不能再用了，老板才给换新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了8个月，陈万明发觉自己严重咳嗽、胸闷。他懊悔地说：“到现在，看病花了3万元，厂家没有支付一分医疗费。为了治病保命，连读初中的儿子都辍学了，真是钱没挣上，反而害了两代人！”

矽肺病三期患者陈志洪控诉说：“在福建打工的农民们看到、听到一些打工同乡病了或死了，想走，可老板要扣下几个月的工钱等人回来才给，农民们也不敢与老板争执。东湖村成立有联防队，老板一个电话，联防队就会出面替老板打民工。有一次，陈寿伟夫妻被打得不省人事，张维金出面相劝，不仅被毒打一顿，还被联防队抓去关押。张维电眼看病得不行了，就被老板赶走，回乡不久就落得病死的悲惨下场。”

贵州省卫生厅、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已派出7名专家到湄潭展开调查。专家组组长、贵州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王广松对记者说：4月21日至23日，专家组对发病比较集中的湄潭县西河乡81名从福建打工回乡的农民进行检查，共检出矽肺病患者27人，其中一期患者11人，二期患者10人，三期患者6人。据专家组初步调查，自1991年6月至2002年12月，仅西河乡西河、西坪、河沟坝、仁合、下坝和大宝等6个村，先后到福建东湖村石英厂打工的农民就有142人。自2000年6月至2003年2月，这个乡从东湖打工患矽肺病回乡的农民，先后有13人死亡，其中包括张元超、赵天柳一对夫妇。

王广松介绍说，西河乡外出打工村民职业接触史单纯而明确，90%的村民只在东湖石英厂打工，所患矽肺病是由接触较高浓度的石英粉尘引起。他忧心忡忡地说：“这次患病人数之多、病情之重，是迄今贵州省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严重的一起职业病危害事件。”

受害农民张维金等人反映说，尽管县委、县政府对患矽肺病的打工返乡农民已采取救助措施，但是，去东湖打工和患病的农民人数多，无钱医治，二、三期患者无法医治，生命难保。东湖石英厂只顾赚取昧心钱，根本不顾民工死活，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目前仍然在生产，前些天老板张瑞辉还打电话给张维金，叫他回厂打工。

6月3日，记者来到福建省仙游县郊尾镇东湖村石英厂。一进东湖村，就发现道路两旁堆满了石英矿石，一间间加工石英矿的作坊分布在采矿点周围，屋顶像是覆盖了一层薄雪。中午时分，几个光着膀子的农民工在搬动矿石，身上也是白花花一片。

郊尾镇矿管站站长、安全办主任郭云辉告诉记者：“东湖村全村目前共有37个石英加工厂，都是私人开办的。每个加工厂自己雇用农民工，一般每个磨要配两个工人，农民工主要来自四川、贵州等地，以前贵州民工多，现在则是四川的多。”

这些石英加工厂的原料来自村里的石英矿山。东湖石英矿的负责人张信绍介绍说，东湖村的石英矿是集体企业，已经开采了30多年，目前年开采量约5万吨。“由于加工比较赚钱，所以村里矿山开采出来的石英矿石就近销售，都由本地人开设的石英加工厂买去加工成石英粉、石英砂等再销售至全国各地。”记者从东湖石英矿的一位工作人员口中了解到，农民工都住在加工厂里。

6月4日中午，记者再次悄悄返回东湖村。在离村口一石英加工点的石磨不到10米的一个简易窝棚里，住在里面的打工者透露了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一位民工说，东湖村的大部分石英加工厂依然是采用干磨方式加工石英矿石，粉尘太多，对人体十分有害。但干磨的石英粉销路比水磨的好，且成本低，因此他所在的加工厂就有５个干磨机。他和妻子今年春节后来这里打工，是老乡介绍来的。他们这一批人决定干到年底走人。

这些民工还说，现在加工厂老板一般为工人配备了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记者问他们是否知道口罩的正确使用方法，他们说，没人来教过他们，都是工友间相互传授。记者指着“使用说明书”中“滤纸每班更换一次”，问是否按说明进行每班更换，他们说没有更换滤纸。来自贵州的小吴介绍说，这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也只有500元到600元。他苦笑着说：“再干几个月就回家还债，但求老天爷保佑自己，别跟以前那些老乡一样得上矽肺病。”>

职业病：工业化时代的“广东难题”

在我国，近年来接触职业危害的人数、职业病患者累积病例数，均居世界首位，因职业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均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二零零二年五月就已开始正式实施，但人们至今对职业病仍缺乏足够的了解与重视，一些职业病伤害事件时有发生。在制造业发达的广东省，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职业病发病数字的漏报率在60%左右

去年六七月间，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的台资企业安加鞋厂，20余名女工因使用有毒胶水导致正己烷中毒，多名工人因此落下终生瘫痪。

曾参与《职业病防治法》立法工作的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黄汉林向记者介绍说，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隐性杀手”，职业病已经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夺去了不少工人的生命，断送了不少企业的前途。据资料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尘肺病累积病例581377名，仍存活者442200例。根据去年对全国44个耐火材料厂的统计，每例尘肺病人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人民币3.41万元，按照现有已患尘肺病的40余万人计，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20多亿元，新增尘肺病例的经济损失仍在以每年6亿多元的速度增加。

这还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黄汉林说，据抽样调查显示，目前职业病发病数字的漏报率在60%左右，实际的数字应该会很大，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根本无法获得。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97年以来，职业病发生率不断上升。“安加事件”这样的案例每年职防院都收到好几宗，每年还有至少60封投诉信，南海、顺德等地均发生过类似事件。

职业病的问题伴随着广东的经济转型正变得愈加严重。黄汉林指出，随着广东制造业的重点发生转移，职业病也呈现出新的态势。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职业病的70%为重金属中毒，1989年时有机溶剂中毒占职业疾病的比例只有2.5%。现在，有机溶剂中毒比例已经上升到2001年的80%，整体情况与发达国家相似，与国内其他省份呈现明显不同。同时，伴随着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新职业病种类也在迅速增加，2001年一年内新发现了11种职业病，2002年又增加了2种，如正己烷、三氯乙烯、二甲基甲铣氨等溶剂中毒。中毒的行业也在扩展，电子、五金电镀、制鞋、印刷、宝石加工等行业都发现了职业病，连以前较少发生职业病的制衣业也因为化学染剂等的使用而开始出现职业病。

目前，职业病在我国的发展正呈现着四大趋势，即由境外向境内转移，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由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据广东省总工会劳动保护监督部副部长吴地球介绍，由于国家对涉外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不够完善，没有严格规定涉外企业不得将本土不得投产或生产的有毒有害项目向我国转移，使个别外商投资者钻了空子。如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禁用三氯乙烯，但新加坡在我国投资的少数企业依然在使用三氯乙烯；发达国家已禁用的三氯乙烷溶剂，在深圳的外资企业却仍然随处可见。

认识之差与防治之难

与职业病不断变化的严峻态势相比，当前人们对职业病的认识却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过去没有发生过职业病危害事件的企业和单位，往往认为在自己这里就一定不会发生职业病；二是认为只有工业企业才有职业病，事业和行政单位则不会有职业病；三是认为防治职业病的责任全在企业，与国家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没有关系。

在现行体制下，对职业病的防治工作完全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但事实证明这远远不够。据了解，目前广东省仅有9所职业病防治院（所）（其中省级1所，市级8所）和50个分布在各级疾控中心（卫生防疫站）内的劳动卫生科，这支共990多人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全省50多万家企业、2000多万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任务。仪器设备方面捉襟见肘，每当发生不明原因职业中毒时，样品几乎都要由省里有关机构来检测，部分还要上送北京。检测手段的相对落后，往往影响部分中毒事故原因的查明，延误诊断和治疗的时机。

吴地球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让全社会都更多地了解职业病的相关知识，熟知《职业病防治法》，尤其是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对职业病带给地方经济发展的长远不利影响要有深刻的认识，只有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对职业病防患于未然。

“漠视生命”的时代该终结了

不少企业采用种种手段逃避国家职业卫生监督，致使职业卫生问题严重。企业预防职业病，说到底就是一个投入的问题，但现在不少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惜牺牲工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在发生问题后又变着法子逃避责任，其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有的企业管理者采取愚民政策，隐瞒职业危害真相。企业主有意不告知员工作业场所及生产过程中原材料产生的危害因素，致使员工患上职业病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吴地球介绍说，深圳曾有一家科技开发公司使用了有毒的正己烷有机溶液作电话机和传真机的注液及清洗，车间虽有空调但无窗户无通风，有抽风设施但效果差，致使车间正己烷浓度严重超标。工人在无任何防护措施条件下长时间生产，由于不懂正己烷的危害性，甚至个别人用正己烷作清洁剂洗手、抹桌子，导致全厂500多名职工中，患慢性职业性正己烷中毒76人。

有的企业故意逃避当地职业卫生机构监督检查；有的企业逃避职业危害造成职工健康损害应负的责任，不支付职业病患者的医药费，甚至以职工身体有病无法工作等为由解雇职业病患者；有的企业则利用3年免税期满后搬迁，逃避职业病患者的劳保待遇。更有一些“黑心”的企业主经常是一年半载就换一批工人，主要是避免工作时有工人职业病发作，有些则在工人稍有职业病症状时就予以解雇。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举例说，《职业病防治法》出台后，在广东惠州，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石油工程项目提出立项规划时，居然没有职业卫生方面的内容（石油的有毒气体很多）。当时，卫生厅参加讨论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