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而良好的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诸如厕所革命、垃圾处置、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等多项工作。然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治理难度大，系统性很强，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垃圾胡乱堆积、污水直排、厕所脏乱差等情况。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及问题，并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对策进行展望，为今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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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背景

中国是农业大国，截至2020年，农村人口为5.09亿，约占总人口的36.1%，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2019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1.6万元人民币，是2013年的1.7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也是2021年全国两会的重要主题之一。因此，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这不仅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水平，而且更应该给他们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幸福起来。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8年2月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要依次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厕所粪污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完善村庄建设和管护机制，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等。2019年1月，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等18部门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要求以“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以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做好“最后一公里”农村基层环境整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农村基础建设滞后、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突出，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防控新冠肺炎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概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就

目前我国多举措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截止到2020年底，农业农村治理攻坚战所确定的8项主要指标、22项重点任务均已顺利完成。“十三五”期间，15万个行政村完成了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超额完成“十三五”目标。主要包括：（1）各地加快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有力推动了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专项行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农村污水处理厂数量为1830个，较2017年新增956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乡村比例由2017年的17.19%上升到2019年的18.31%，成效显著[7]。此外，2014年，我国启动了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工作，提出用5年时间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90%，2019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了72.64%；（2）持续开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5年，中国提出“化肥零增长”的目标，2017年年末已实现该目标，比预期的2019年提前两年；推广绿色高效农业技术，农业农村部在2018年7月印发了《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提出优质新品种、环保高效肥料是发展重点；进一步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自2015年以来，我国农药使用量已连续3年负增长，至今已禁用39种高毒高风险农药；（3）优化养殖业布局，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2017年11月农业部发布《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要求到2020年底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此外深入开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的创建，有效改善了农业和农村水环境与水生态质量。当前我国水环境质量趋于良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比例为83.4%，较2019年上升8.5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0.6%，较2018年下降2.8个百分点。

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状及问题

农村人居环境整体质量提升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与地区基础建设资金投入有关，还受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区域地理环境、居民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农村村庄分散、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居民文化程度不高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住环境质量的提升。

3.1 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偏低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由餐厨污水、洗涤污水和厕所污水三部分组成，具有有害物质含量低、可生化性强（氮磷浓度高）、水质波动大等特点。当污水收集和处理不完善时，部分污水会直接排入沟渠或河流，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目前农村生活污水系统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厂建设资金投入很大，污水厂日常运行与维护更需要高昂的费用，然而受限于地区经济水平，地区政府无法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持续的资金投入。截止到2020年底，虽然我国基本建立了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和县域规划体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25.5%，但是污水处理覆盖率仍然偏低，亟需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3.2 农村生活垃圾处置技术亟待提高

垃圾产生于人类日常生产生活，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垃圾的产量也与日俱增，“垃圾围村”问题突出。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主要采用“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传统三级处理模式，尽管全国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处置体系覆盖率已经超过90%，但是在村收集的过程中存在覆盖不全、垃圾分类率低甚至不分类等问题。此外，大部分偏远地区对生活垃圾处置主要以简单填埋和焚烧的方式为主，然而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已被证实是地下水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因此，以简单填埋、焚烧为主的处理方式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和有害气体等二次污染会影响区域地下水和空气质量，无法达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要求。

3.3 卫生厕所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粪便含有大量的微生物，其滋生的蚊、蝇等携带大量的病原微生物，能够引发诸如绦虫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和地方性斑疹伤寒等多种传染病，是众多疾病的传染源，危害居民健康，目前研究已经证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存在粪口传播的风险。厕所问题关系民生，开展厕所卫生改造不仅需要提升厕所硬件设施，更要引导农村居民养成良好卫生行为，已有研究证实，卫生厕所能够提高农村未成年人的健康水平。我国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仅有36.2%的农户使用冲水卫生厕所，12.4%的农户使用卫生旱厕，甚至有2%的农户没有厕所。此外，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等差异，部分地区厕所革命的政策落实中未考虑农户真实意愿，存在形式主义、农户主动参与性不高等问题。虽然农村地区已建有卫生公共厕所，但缺乏高效的排污系统，加之存在卫生厕所运营维护不善、设施遭破坏严重、异味难闻等多种管理运行问题，目前仍然无法保障居民的健康生活，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3.4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待提升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化肥、农药的过度施用以及畜禽养殖废水排放等农业活动导致过量的污染物（如氮、磷、抗生素等）进入自然水体，产生水体富营养化等多种水环境问题。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2017年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为1067.13万、141.49万 t 和21.20万 t，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最大的三个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目前均处于轻度富营养化状态，其中太湖约58%的总氮和40%的总磷来自农业面源污染。另外，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微塑料污染也是农业面源污染之一，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塑料薄膜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和回收经验，60%以上的薄膜被废弃在农业土壤中，成为土壤微塑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土壤微塑料不仅能够富集多种污染物（如农药、多环芳烃等），而且能够通过蒸腾拉力等作用进入作物体内，影响人类健康。

3.5 长效化监管和运行机制建设滞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分在建，七分在管”。由于现有的土地制度未对乡村公共物品进行有效界定，公共资源掠夺式使用现象严重，公共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同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居民缺少主动参与的意识，责任主体意识淡薄，群众的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部分居民缺乏主动维护人居环境的积极性，抱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有研究基于全国24个省份211个村庄的数据，调查了农民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参与度，发现主动推动的村民极少，农民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的主动参与明显不足。通过对四川省巴中市 20 个行政村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同样发现居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胡乱抛掷、堆放垃圾和损坏公共环境卫生设施的行为时有发生。此外，由于基层环保机构缺失，缺乏完善的管理和运行制度，加之专业人才匮乏，已经建成的设施，如卫生厕所和农村污水处理厂，难以达到长效治理的目的，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仍然得不到有效提升。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向与目标

4.1 因地制宜，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顶层设计

4.1.1 科学调研，实现对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

区域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首要任务，也是必要前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统筹污水、垃圾、面源污染等多方面工作，而且需要考虑当地经济实力、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程度、区域的地理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因此，识别区域农村人居环境的主要问题，分析污染源、地形因素、居民习俗等对农村人居环境的影响程度，是正确优选区域人居环境整治防控对象、从源头切断污染路径和科学制定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

4.1.2 坚持政府引导，因地制宜制定整治方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属于公共基础事务，政府承担决策制定和资金投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制定整治方案之前，需要因地制宜，结合不同村庄情况，制定符合当地条件的治理方案，做到“千村千策”，避免“千村一策”的情况出现。此外，政府还需要制定系统性的实施方案，让村庄环境整治工作与当地的文化、习俗系统性联系起来，明确各阶段的目标。政府部门需做好科学的规划监督，而村民需要享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避免在工程实施的同时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扰，否则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浙江省在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结合当地的旅游和文化特色，既保持了原有村庄的风貌，又融入现代化建筑特征，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

此外，政府需要统筹考虑城乡人居环境问题。乡村人居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就乡村而论乡村，需要统筹考虑城乡环境保护，城市反哺乡村。一方面通过吸收城市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更需要进行乡村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的保障机制创新，并针对不同区域突出问题开展综合技术集成示范。

4.1.3 借鉴成功经验，建立科学治理模式

坚持“建设一个、见效一个，宣传一个、推广一批”的原则，对好的典型形成在一定范围内的复制效应。以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借鉴巢湖“全域农村污水治理”经验，实现市场化运营目标，解决农村污水防治长效运维难题。推广淄博“厕所革命”经验，解决农村水环境整治中因群众诉求差异带来的障碍。发挥军民融合优势，吸收国防地下工程和军营垃圾处理建设经验，创新农村垃圾处理技术。借鉴欧美国家粪便综合养分管理计划的经验，建立以畜禽粪污养分管理为基础的准入制度，构建“畜禽养殖-清洁能源-高效肥料-种植”有机衔接的种养模式，进一步推动化肥减量，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4.2 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和监管能力

4.2.1 研究污染快速监测设备和数据传输技术

信息化是未来管理的趋势，但信息化的前提是开发快速监测设备和稳定数据传输技术。目前包括卫星遥感监测、航空遥感监测和无人机低空遥感监测在内的多种水质遥感监测手段已经在部分城市区域得到应用。ROSTOM等利用Landsat8 OLI 热红外影像和TerraSAR-X雷达影像数据监测水质参数（水体电导率、盐度和温度等），并成功应用于巴格达市（伊拉克首都）的蒂格里斯河。GONG等采用光谱测量技术和常规水质采样分析实验，对黄浦江全河段水体31个典型站位的9个水质指标（总氮、总磷、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悬浮物浓度、浊度等）进行监测，并提出常规水质参数与水体光谱反射率之间的关系模型，为后续利用遥感技术监测水环境提供了基础。然而，目前环境原位监测技术仍然存在设备昂贵、操作复杂、监测指标不全、数据缺失等问题。因此，针对农村区域水环境的问题（总氮、总磷、化学需要量、电导率、溶解氧、pH等），需研发便携式、多参数在线监测设备，建立区域污染相关参数的动态采集和稳定数据传输体系，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技术支持。

4.2.2 推进低成本、维护简单的处理技术的应用及示范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的建设除了要考虑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以外，还需要考虑能耗费用低、运行易于管理维护。虽然我国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领域有很多成熟技术，但是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需要统筹考虑生态化、节能化等多项因素，仍然需要推进低成本、维护简单的处理技术的开发、应用及示范。以农村污水处理为例，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除了满足处理效果要求外，还需要考虑工艺简单、便于维护、运行成本低且运行稳定等因素。目前，为实现上述目标，国内学者对农村污水处理技术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创新开发出多种处理工艺，目前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应用较多是膜生物反应器、土地渗滤系统、人工湿地、生态滤床技术等。安吉县是全国首个国家级生态县，在将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后，采用运行成本低、维护简单的复合填料污水系统和土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且运行十分稳定。浙江省在进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过程中，对生活污水进行有效处理，主要采用生态滤床技术、活性污泥法、人工湿地技术等，这些工艺同时具备操作管理简单、抗冲击能力强等特点。农村废弃物处置，尤其是种植和养殖废弃物处置要结合当地的产业特点，在处理废弃物的同时实现资源回收，达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目的。以色列的基布兹哈尔杜夫（一个合作社区）对牛粪的有机质、氮、磷等资源进行再利用，通过堆肥技术将其制成有机肥，避免区域因化肥过量引起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形成了“奶牛-牛粪-作物-奶牛”的闭合生态农业循环模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形成了“有机废物腐殖化-精准测土三级配肥-面源污染大数据监控-耕地质量监控与有机农产品溯源-品牌农产品订单销售”的“固水土共治、环农一体循环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畜牧-沼气-蔬菜种植”“猪-沼-果（菜、粮、桑、林）”等生态循环农业，实现水、土、固多环境要素协同改善。

4.2.3 基于新兴科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实现人与物、人与环境间的信息传递。基于物联网，结合传感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通量监测、污染物指纹图谱构建与识别等信息技术，构建“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多种模式。智慧农业是应用物联网、大数据、遥感智能监测技术等，满足新时期传统农业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农业体系的转型，避免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是推动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有效技术。数字乡村建设是在农村网络设施升级改造基础上，搭建区域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其中区域污染监测预警技术平台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智能污染管理预警平台应包括检测和监控单元、数据处理中心、智能终端系统，能够实时管理设备运行状态，实现对区域环境（如区域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等）的监测和预警，并且能够实时将区域环境质量信息（如空气PM2.5值，饮用水中的化学需氧量、pH、重金属含量等）传递给居民。

4.3 重视宣传，引导村民积极参与

4.3.1 重视人居环境整治的宣传与教育

政府部门首先要加强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培训，更新最新环保理论；其次，可以通过新媒体、电视、广播等平台向村民宣传环保知识，使其充分认识环境保护的益处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产生。宣传法律法规，督促村民良好习惯的养成。此外，村干部和基层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俯下身子真干、实干、苦干，不能浮于表面，需要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可以制定“1+N”党员联系户制度，通过1个党员和N个非党员的家庭的联合，管理区域村庄清洁行动，督促不文明、不积极的落后家庭改正，进而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开展之后，可以通过新媒体、电视、广播等报道志愿者以及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辖区居民的事迹，通过熟人的社会道德规范约束辖区居民行为，提升居民的自觉性和参与度。

4.3.2 增强居民参与意识，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人居环境整治的受益主体是居民，因此需要增强居民参与意识。首先，政府的作用需要由监管转变为教育、培训和引导，参与主体由政府向地区居民转变，实现政府适当引导下居民有组织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格局，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模式。此外，政府实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供给侧改革，采用奖补措施激发当地居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以保障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可以通过积分奖励、清运设备帮扶购买、垃圾收集补贴、投工投劳等多种机制或方式，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