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能否更透明？

　　杨惠娣：很多人说，解禁令的出台犹如“晴天霹雳”。这其实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跟公众之间缺乏充分交流的结果。但发改委要解禁发泡塑料餐盒，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其实整个决策过程还是比较慎重的，有关部门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毒性实验。而且发泡餐盒经过14年反反复复的禁止却没有死掉，说明它有生命力。

　　李波：发泡塑料餐具解禁的过程，完全是“突然袭击”，整个决策过程没有公众参与，公开的信息也非常少。正因为这样，才引起了公众、媒体及很多政府部门的关注。公众既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更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我们怎样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这就需要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决策。

　　但现在公众既不知道相关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没有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解禁发泡塑料餐盒的政策就这样制定和发布了。

　　夏军： 21号令这个文件的法律术语叫做行政规章，这是一种行政立法行为。以前与发泡塑料餐盒相关的项目不能批准，包括做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也不能通过。解禁就意味着现在这些都放开了，合法化了。因此这是一个强制性、全国有效的法规。

　　回收技术是否可行？

　　李波：我曾做过一个实验，把所有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堆在家里三个月，然后请垃圾回收者进来，把他要的和不要的分开，然后带走，不要一分钱。条件是要告诉我，为什么要收这些，不收那些。结果他拒绝收特别轻薄的塑料，包括发泡餐具。

　　他的理由是，如果都收这类重量很轻的，第一卖钱很少，第二没有空间储藏。可见单靠市场，发泡餐具很难被全部回收。

　　曹阳：街上的垃圾桶每天被无数拾荒者翻来翻去，矿泉水瓶或者易拉罐都被捡走了，但像塑料袋、用过的卫生纸等，理论上也是可以回收，为什么大家都不去捡？就是因为附加值低，不值钱。

　　目前中国回收后的垃圾再利用率只有40%。日本等发达国家要超过60%、70%。中国很多城市在搞垃圾分类活动，但执行得并不好。希望能通过发泡塑料餐盒解禁这件事能够彻底地使用垃圾分类，全面参与，才是解决之道。

 

　　董金狮：发泡餐盒禁止使用前，北京市曾尝试过系统的回收工作。当时的餐盒只要花钱就能回收，但是不论餐盒存放在哪儿都有味道，引来许多苍蝇和老鼠。老百姓意见很大，并向市政管理部门反映。

　　杨惠娣：大家担心餐盒里面有一些有毒物质等，这都是黑心商家做的事情，跟发泡餐盒的解禁实际上是两回事。不要混淆起来。我觉得只要材料合格就可以生产。

　　回收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但方法很多。不一定是全部拿回去再重复利用就叫做回收。比如把它添加在生物垃圾里，做成固体可燃物焚烧也是回收，甚至还可以放入炼铁炉、炼钢炉、炼焦炉里当燃料，当炭源。

　　国外是谁污染谁负责，但认为回收都是厂家的责任，这个不对。对废塑料餐盒的回收至少涉及四个方面——原料生产厂家、加工企业、使用的商家和消费者都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