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安全文化研究在高校得以大力发展,并且安全文化概念和内涵日益丰富。目前,国外许多矿山类、公共管理类、卫生健康类院校中均开设有安全管理学、安全心理学、安全经济学、环境安全学、环境法学等安全文化类课程;许多高校与政府联合组织了区域内或国际性安全文化研讨会;很多高校都设有安全文化研究专门机构、安全文化专职研究人员,出版发表了相关论著,开展了相关项目,召集了相关会议。安全理论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安全文化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内涵日益丰富: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把安全文化概念狭义为“核安全文化”;2002年5月道格拉斯?韦格曼在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的安全文化总结报告中作出了它们的定义,“安全文化是一个组织的各层次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所长期保持的、对职工安全和公众安全的价值及优先性的认识”,“涉及到每一个人对安全承担的责任,保持、加强和交流对安全关注的行动,主动从失误教训中学习、调整和修正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且从履行这些价值的行为模式中获得奖励等方面的程度”。[2]当然,安全文化定义目前有十几种,也还在进一步深化发展。
第四,从单纯研究技术解决安全问题到安全文化研究的理念突破。国外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的困惑,而是实现了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即转移到安全文化建设和研究的高度来。例如美国北卡大学提倡的安全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技术设计、成本核算、以产品状况解决冲突转到安全价值和关注安全的过程上来:健康安全在决策过程整体中的统一,管理者应对所辖范围内的健康、安全负责,员工应该参与决策和问题解决,健康安全管理部门应该关注长期计划、便利条件、工作过程分析,同时也是员工的“可靠专家”。[4]具体地说就是:安全需要人人负责、全民共建;安全需要预防;安全是管理组织上层与下层职员的互动构建的;安全更主要的是一种理念、意识的形成;安全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等等。安全文化的这一转变,实际就是要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技术解决问题的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走预防为主之路,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的主体化。
二、国内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现状
相对于国外,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比较滞后。但在中国当前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的意义更加重大。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社会处于“高风险”时期,中国目前就处于这样的状况。尽管这种统计上的规律一直存在质疑,但现实中也的确显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各类安全事故难免频繁发生。目前中国因各类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约在10万人左右徘徊。归纳起来说:第一,道路交通运输伤亡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从1990到现在每年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占全部事故死亡人数的90%左右,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近10倍;第二,重大火灾事故时有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第三,工矿企业事故发生频率和死亡人数仍居高不下,其中煤矿安全事故伤亡最为严重,如1991-1999年期间事故居全国各行业首位, 2000年以来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虽有所下降,但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第四,各类职业危害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五,中小企业的安全生产始终成为薄弱的环节,如小煤窑、建筑行业等严重存在安全设施设备和资金投入不到位、安全事故常有发生的现象;[3]另外,近几年的环境安全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也比较突出。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就是要从主体的安全思想、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安全制度等方面去预防和控制事故发生,减少事故损失与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