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员，他们本应是民众的公仆，接受民众的委托，他们却漠视民众的生命，甚至成为残害民众的凶手！我们怎么能想得通，仆人会爬到主人的身上，肆无忌惮，连他们的生命都无所顾惜；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主人面对嚣张的仆人，无可奈何，甚至生命被残害也只能埋怨命运！我们只能认为，在那样一些地方，现实恰恰与之相反：官员并不是真正的仆人，而民众也不曾是真正的主人；官员凭借权力做了高高在上的主人，骑在百姓头上，把民众当作他的仆人——连命都不怎么当回事的仆人。

　　为什么中央的各类法律文件上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安全不合格的矿场不允许生产，而就有那么多根本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矿井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运送矿工，开工作业？为什么直到矿难发生，没有人去实质性地过问安全问题？就是因为那些握有实权的“官员主人”无视法律规定，对上应付了事，对下蒙蔽隐瞒。而“百姓仆人们”难以了解实情，即便了解了也根本无力改变什么，因为官员的权力向来都是压制性的。

　　这不能不让我想起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的政府层级如此之多，中央如何能确保其制定的政策法令在基层的具体落实？如果得不到落实，中央又如何能获得有关真实情况的信息？老鼠偷吃了粮食，我们可能相信它编制的粮食仓储情况报告么？而即便获得了足够的信息，中央又如何能够亲自去监督数量如此众多的基层政府及其官员？这些问题足以警醒我们：体制亟需革新！

　　这种革新的出发点就在于，从现有政权系统中释放部分权力给社会，让社会来协助完成必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并形成对中下层政府官员的有力监督。在这个问题上，起码有两点是大有可为的。其一，进一步放开舆论，放松对民间力量兴办新闻媒体的管制，让运行效率更高的私人媒体，自发形成社会所需的各类信息传达，帮助中央和底层民众之间的信息保持良好的沟通，并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难以欺上瞒下。其二，进一步扩大地方民主，使民众可以通过一定程序弹劾、更换不满意的地方官员。如此，地方官员必不敢怠慢民意，更不敢不顾民生。

　　我们不能不采煤，不可能封闭所有的煤矿，更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统一开采。而只要有资本的涌入，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官员就有寻租的机会和可能，中央的监管就会显得鞭长莫及。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在许多甚至更为重要的其他问题上也有同样的道理。这也就是大家平日所说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不放已经不具有可行性，所以“乱”的危险时时存在，治“乱”也因此变得异常紧迫。虽然舆论放开与地方民主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也同样具有毒副作用，但要治疗此类不顾民生、徇私舞弊的“乱”字号官场恶疾，不用此药，必还将恶化以致危害社会甚至危及政体。

　　以此观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中，舆论的进一步放开与地方民主的推进应当是必要且急迫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