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的基本含义

 “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换来的，，有土地耕种、动植物培育、神明祭祀、人的精神修养等含义。中世纪，开始有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区分，人们逐渐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的作用。在中国，人们通常取自《易传》中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后人将其解释为“文治教化”，但我认为，这句话更强调依存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来管理社会、教化民众。

卢梭《社会契约论》认为，文化是风俗、习惯，特别是舆论。其基本特点有三：第一是铭刻于人们内心的；第二，文化是逐步滋生的；第三是能够维系人们社会行为的法律意识。

哈维兰在《当代人类学》中认为：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特别强调制度、法律层面的规范），当社会成员按照它行动时，该行为应限定在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以接受的变化范围内（例如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

2、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功能的凸显

（1）坚守性

人是有意识、有情感、有是非善恶判断的社会动物。人的行为是由其心理、意识、价值观念、精神境界支配的，是受其社会关系影响的。例如：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死不如赖活着；

不自由，毋宁死——老百姓是一群羊，谁来谁赶上；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

《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企业精神，就是一个企业发展全过程中（创业、发展、巩固、面临最大危机时）坚定的信念、坚守的力量。所以，“可口可乐”的总裁说，即便现在我们公司突然被一场大火烧光，我们也垮不了，因为我们有“可口可乐精神”。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

 

　（2）冲突性

人们在饮食文化上的冲突最为普遍政治的、信念上的冲突更为强力；宗教文化上的冲突就更为惨烈清王朝时期满人的发型，自称为“削平四夷，定鼎中原”；他们对汉人的口号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美国杜帮公司从“利润是最高目标”到“通过化学使人们美好的生活更加美好”的转变，是经过了血的代价换来的。

现在，我们要构建合谐社会、合谐企业，在这个理念下建设企业文化，首先就遇到了中外新旧文化理念的冲突和挑战。

如何吸收、借鉴、扬弃？这才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者更深层次的任务。

例如：

“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人为本”理念的冲突；

“无产阶级专政”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冲突；

 “无私奉献”与保护私有财产观念的冲突。

在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必须奉行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利人而利己”。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也是多元的，不论它们是公有制的、私有制的、国家的、集体的、个人的，在市场行为中都是平等的（本届人大修订的《宪法》对此做了进一步明确，今年十月份颁布实行的《物权法》更从基本制度的高度确定了这一理念），他们都必须服从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个原则上争夺、维护各自的利益，不存在谁高于谁、谁服从谁的关系。因此，“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在实践环节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如果硬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只能取消市场经济，因为同一个市场中出现两个不平等的竞争者，竞争无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多年来以“集体利益”为掩饰的利益有多少真正是集体的？）。消费者只看质量、价格、服务、信誉，没有义务在市场上专买“集体”的、“国家”的。

另一方面，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从国家政治的高度看，可能如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准确地说应该称作“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的产品能卖出去吗？），但进入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事人，还是为了获利，而且至少要获取与竞争对手相等的利益，否则，他只管把产品就地分发给“人民群众”既可。此时，如果硬要他们奉行雷锋精神，那么他们就是在进行义务劳动，而不是市场竞争。所以，无私利他的道德原则虽然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道德原则，却不能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只能是非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

不过，任何人，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当为经济人时，他的行为目的必定是完全利己的；当他为社会人时，他的行为目的就有可能是利他的（一个卖者在市场上施舍给叫化子的行为，已经是慈善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这一刻，他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市场）。如果他有“利他”、“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自觉性，他就应该而且只能在同样获利的前提下，不损人、不骗人，努力为顾客着想，让顾客满意——这样，他必然得到更多的利。于是，我们发现：无私利他、集体主义虽然不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却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人格保障、人格前提。

更为深刻而严峻的是社会公正与正义理念的质疑：

美国伦理学大师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论》第1页）。

斯宾诺沙说：“叛乱、战争以及作奸犯科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民性的邪恶，不如说是政权腐败。”“如果某一个国家比别的国家邪风更猖獗，犯罪更普遍，那一定是由于这个国家谋求和睦不足，法制不够昌明，而且未能建立起完全的国家权利之故。”（《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页）

爱尔维修：“正义以既定的法律为前提。尊重正义以公民之间势均力敌为前提。保持这种平衡，是科学和立法的主要工作。一种有益的相互畏惧，强迫人们以正义相待。如果这种畏惧不再是相互的……从那时起一个民族的立法就有毛病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05页）

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1993年全国共发生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上升了近十倍。如果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分类的话，农民维权约占35%，工人维权为30%.市民维权是15%,社会纠纷是10%,社会骚乱为5%,有组织犯罪等为5%.2005年发生的较大社会骚乱事件约占全年群体性事件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