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下论述居安思危的则数不胜数。安者，人之所欲所求；危者，人之所避所恶。“守成忧患”之说，始见于唐，并作为治国准则，为历代推祟沿用。唐朝的谏臣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谏太宗十思疏》）。人们在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时疾声告诫：“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唐?吴兢《贞观政要 ?灾祥》卷十)。居安思危的思想闪耀着忧患的哲思。
　　北宋文学家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也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贵福泽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而贫贱忧戚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王安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这些论断包含中国人对逆境忧患与奋发图强的思考智慧。
　　有人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称之“罪感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忧患文化”。这种“忧患文化”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与价值的取向，体现了一种浓厚的时代精神。
　　到了近代，有志之士大声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唤醒了普通民众的忧国意识。
　　到了现代战争期间，那种革命的话语与奉献精神力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个体的生命意识服从于集体与国家的需要。它秉承了屈原“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的高唱；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执著；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长吟；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幽思；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探索。先天下之忧成就了时代不屈的猛士。
　　然而，从消极的祸福相依到忧国忧民，唯一忽视的是对个体生命的敬重。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创造了新的财富，也带来重大伤亡或危机。当代社会则强调 “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当下的安全文化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科学安全地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其核心是安全素质，包括文化修养、风险意识、安全技能、行为规范等等。于是，灾难中死亡的个体，不再是一组简单、冰冷的数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智慧，也就是敬畏我们自己！
　　从杞人忧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忧患文化”得以奠基与沉淀。从诸子百家对宇宙生成的哲学拷问、有识之士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念，到日常危机中老百姓的风险焦虑，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情进入我们灵魂的深处。
　　灾害与危险通过全球媒介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恐怖袭击、非典、禽流感、矿难频发、食品安全、道路安全、施工安全……安全无所不在，散落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居安思危的文化传统教给我们的不是“庸人自扰”式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鼓励公众学会与常态的风险共存，树立一种风险意识，并在日益进步的安全防范中居安思危。只有认识危险与安全、生存与灭亡的辩证转化的可能性，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我们才会心胸宽大、进退自如，不会在突发事件和灾难面前惊慌失措、怨天尤人。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拥有一种更健康、更安全、更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