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 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政府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推进计划”、“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投入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韩国《大长今》的海外输出根本不是一个编辑、编导的思想，而是国家性的，所以电视剧《大长今》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的。他们还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韩国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这虽然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但也由此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期间，中国在重点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首要问题要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的问题。世界大国都是以文化立国的，如果没有文化凝聚力，有些内部冲突就会不断升级，而导致国家出现裂隙、内在凝聚力缺失。

9.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来的，相对于硬实力而言，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在他看来，软实力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可以说，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对世界各国制订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在经济上，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四。在军事、科技上，中国已经有了“神州六号”、嫦娥卫星等，代表着中国将参与人类的太空时代。正是太空计划使得中国和美洲、欧洲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使得中国和西方可能促生一种新的文明。可以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中国并不缺乏，缺乏的正是曾被忽略的“文化资本”。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等频频出现：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清晰说明，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文化问题非常多。[17]

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有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为避免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形象。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18]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才能逐渐消除世界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除了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以外，向海外传播扩散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19]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反对霸道、张扬王道中大有用场，缺此不可。[20]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10.英语冲击与汉语输出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之一，民族文化的丧失往往体现为民族语言的丧失。我不反对考英语，多学一门语言对进入世界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有个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尺度问题。如果是以英语为重来作为我们的高考、硕考、博考关键性衡量标准——专业或母语再好，只要英语没过就都算不合格的话，那将是遗害无穷的。排除语言的工具意义不论，今天的中国大学对英语的过分强调，表达了一种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这种按西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来要求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的做法，其危害程度在未来岁月中将会显现为人才断根、专业深度消逝、母语自卑主义等。

众所周知，高考中语文和英语的分值是一样的，但是很奇怪，研究生考试居然只考英语不考汉语。难道用汉语答题就可以代替考试?那为什么对英语是如此重视，甚至超过专业成为是否被录取的关键?有很多专业很好的学生仅仅因为英语不过关而与学术深造失之交臂。这种考试形态可能构成对一代青年的不负责任的后果。说到底，英语至多能作为一国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标准，母语和专业才是真正第一位的。

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大观。这对中国文化输出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现实回应。汉语危机本质上是东方文化的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只有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真正成为21世纪的“人类文化”，才能使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衡之途。

三、新世纪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策略

1.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研究机构的建立

随着国家文化安全观念的深入人心，成立国家文化安全机构就很紧迫。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研究机构的成立就显得很必要。如果没有相应的实施机构从事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的制订、规范、研究，那么国家文化安全就很可能无法实现。

2.组织翻译300本书

日本1985年以来整体性向海外翻译输出了500本重要著作，而中国在这方面极其欠缺。应积极组织向海外翻译输出300本书。第一个100本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到清末的思想著作，第二个100本是清末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第三个100本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100本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最新进程，以及对中国发展有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西方关于中国概况、民居、经济、医学状况的翻译很多，但读者很难记住。西方人记住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现在国外看中国形象，就是章子怡、姚明等影星和球星。中国这个最强调“仁者爱人”的国家，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却对外部的攻击很少正面回答。中国的孔子被打倒，老子成了神秘主义、小国寡民、不思进取甚至阴谋家的代表，这是彻底的文化误解。今天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事家、文化学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魅力人格。300本书的翻译首先在于有：300位专家学者进行导读和专著的撰写，由此建立研究——翻译——出版发行的一整套海外文化输出出版研究机制。

3.拍摄百集《发现中国》

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印度都拍摄大片向海外输出，中国也应该有目的地引导拍摄高定位的大片。电视文化片制作是步步为营的团队作战，要将中华文化思想艺术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形象全面地展示出来，让外国人能够认识到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与当代精神。由国家组织制作100集高清晰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DVD)，面对西方普通大众，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展示给西方人一个真实直观的中国形象，减少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的层层有意误读，[21]全面推出中国高精尖的文化形象。

4.建立新西方学校

建立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校，成为海外中国文化热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地基。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22]韩日等国的文化策略很强，中国却只是实施语言教学，忽视了文化的力量，这是自毁长城。所以我们应办一所“新西方”汉语文化学校，不能局限在汉语教学，而是要把中国各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性地传授给西方学生。

5.教授团巡回讲演

文化输出不能只是物的输出，仅仅输出文化产品是不够的。我建议组成一个5到10人的教授团，他们都是顶尖大学的专家教授，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不仅学问扎实，而且英语好，能够就当代世界性前沿话题与西方人直接对话或进行讲演。为了显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最好还能直接展示一下民族艺术的风采，作为其精神风貌的直接体现。教授团在欧美等地讲演，能更为直接而生动地展现中国的文化魅力。在当代中国找到这样的教授应该不难。歌唱家、演奏家、书法家、艺术家可以走出去，那么学者教授也可以走出去。这种走出去就是思想的输出，更具有文化和思想的冲击力。

6.建立国家电视台的中国书法频道

近来，在海外的社会调查中，书法已经取代京剧成为外国人认同中国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书法是文化的表征，文化是书法的指纹，是书法的深度的保证。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代表性的东方艺术形式。因此，书法具有无尽的前景，应该把中国书法输出并使之逐渐世界化，成为世界的第七艺术，让西方艺术和东方书法一样具有世界性欣赏价值。

可以说，书法是西方和世界认识中国的最好的一个窗口。但是，这样一个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竟然没有专门的电视台。应该创立书法电视台，专门从事书法文化的输出、传播和介绍。

7.加大海外留学生录取

留学不单纯是语言学习，更多的是文化学习。但是，由于众多原因，中国文化处在边缘的地位，全球六大留学生进口国占世界留学生份额依次为，美国23%，英国12%，德国11%，法国9%，澳大利亚7%，日本5%，日本接受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然不是留学生进口国，却是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留学生，而外国留学生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来华的留学生既可以传播中国文化，又可以促进中国文化。当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喜欢中国，那么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可能将所学到的中国文化应用到自己的事业中，所以，加大海外留学生的招生、录取和培养是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为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汉语水平考试和中国文化考试。

8.建立“思想中国”网站和“网络电视台”

网络的出现加大了信息传播的力度，一个新闻瞬间可以传遍全球，因此网络的平台应该被重视。思想中国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风貌、遗产、精神，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二是思考中国的未来和当下问题。“恩想中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西方与中国的结合，是人文与科技的结合，能通过发布大量的最新的文化信息和思想成果而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由于网络语言大部分是英语，基于这个事实，嗯想中国”最好采用中英双语。目前的国学网、中国国学网等皆为汉语，对世界影响有限。这种双语方式将更加有利于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23]

四、太空文明时代与提升中国文化原创力

东亚崛起无疑传达出当今世界的一种新动向。人类经历了文明的演进，从“大陆文明”的传统模式，进入到现代性“物竞天择”的“海洋文明”模式，当今世界的文化竞争已经进入到后现代“太空文明”时代，人类活动的半径已经拓展到外太空，因而人类的文化视野必将大大拓展，任何盲目短视或僵化保守，都将失去重要机遇。近来，美俄日韩等国纷纷发表太空计划，拉开了太空争夺的序幕。人类的“太空文明”时代来临了。

1.太空文明时代呼唤中国文化原创力

在今天，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的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

太空文明的竞争已经露出端倪并将很快走向白热化。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以来，美国提出太空计划和“太空权”的领先性，力求将全球霸权扩展到太空，加紧备战未来的“太空战”：韩国强调太空时代不应落后，应争当太空大国，并确立国家太空开发目标是尽快建立“太空作战基础体系”，并积极筹划未来“宇宙司令部”：印度宣布将组建自己的太空机构，研制能够监视敌方导弹发射的低轨道监视卫星，并准备研制可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俄罗斯组建的军事航天部队和导弹太空防御部队，具有太空防御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能够监视敌人洲际弹道导弹的活动和太空目标：日本也加紧进行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制定了小卫星发展战略，以使航天器向高性能、长寿命、多功能和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在太空文明时代同西方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不仅成功地发射了载人飞船，而且正在实施登月计划，在各个领域全面开发外层空间。

太空文明时代起决定作用的数码、信息和网络技术，正在修改新一代人关于宇宙看法的文化编码，人类思考问题和入思方式也都需做相应的世界观扩充。太空文明并不纯粹是科技的，而代表着人类崭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创新。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对东亚价值也形成了更大的挑战，使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创新的危机”。创新成为任何知识生产者和思想拷问者所不断追求的目标，这意味着必须追问：中国是否将成为新世纪思想文化输出大国?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和谐之音?“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文化序列定位”、“国家形象定位”、“恩想立场定位”的各类难题应如何解决?这些无疑都与提升文化整体性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在太空文明时代，文化立场尤为重要。[24]太空的概念是时空合一，无论从思想的时间纬度还是空间纬度而言，问题思考者的身份立场都是关键点。身份定位不同于往时，任何“无立场”或“滑动的立场”都是难以成立的。在我看来。从中国问题出发看世界的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预先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寻找中国立场，表明我们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对话。真正的中国立场是一种合法性的平视对话，是人类面对同一个终极问题获得的澄明解答。

大国文化安全意味着必须提倡文化可持续输出。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而是相信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占整个人类的一半，不断腾飞的经济和和谐安康的生活显示了文化的向心力，据此专家预言新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在欣赏西方优秀文化乃至人类优秀文化的同时，去思考如何通过文化输出使“他者”也尊重并欣赏东方民族的差异性文化，从而激发本民族文化创新的原创力。

2.新世纪中国文化艺术创新之可能性

当代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文化的阳光与雨露、社会内部的协调和谐、外部环境宽松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中国文明再次崛起的机遇不在海洋文明，而在伴随生态文化世界到来的太空文明时代。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好与太空文明同步，1957年卫星上天，50年代中国经济独立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成为太空文明的积极推进者。此时，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比如“三和文明”等观念依然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作用。太空文明开拓了崭新的人类经验。人类对宇宙的体验、星空的认识、想象的开发、未来世界的探索等等都将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触媒，中国的文化创新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

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逐步发展，随着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中国文化艺术将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到艺术创新、文学创新。中国文学批评是文化创新的窗口，问题很多，殖民化、肤浅化、炒作化是其主要弊端，有必要进行新的文化清理和批评建构。最后，这个时代给中国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

3.当代中国文论身份与流派创新之考量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然而，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生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自贬化、消费化等。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时代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在文论边界扩大化上面争论不休，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辩识上的危机。由于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崛起，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20年之内，学者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文论家，没有整体性地对当代中国20余年的文论家加以研究。[25]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26]在这一张力场中，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原创具有其可能性：

体系创新 创新的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哲学含金量。“20世纪西方文论”从新批评开始，现象学、解释学，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哲学登先。20世纪的哲学和诗学具有精神互通性，其表征为：所有诗学的重大命题无一不是哲学家提出的，而哲学的反思也首先成为人性的诗意反思。20世纪哲人和诗人显示哲学和诗学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将本体诗化或将诗本体化，从而使关于人生价值存在的哲学成为诗性哲学，使富于诗人气质的哲人成为诗性哲人。意味着哲学与诗学在20世纪哲学危机中相遇并面对同一问题，同时还说明那种单一地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封闭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人类“现代性感性本体论”问题——审美个体主义问题和诗意栖居问题已然成为世纪性课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不能为文艺理论提供哲学的高台，所以当前的中国文论才显得如此混乱和迷茫。当务之急，是走出全盘追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从译介和克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告别中国当代哲学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性的独立思考。

范畴创新 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对概念的浓缩。但中国的文学经验却跟着西方走得太远。当代文学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独特性——中华性，相当一些前卫作家经常仔细琢磨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倾力模仿其语式、开场和结尾。作家已经远离个体体验的生命血性，背离中国经验的当下性和本土性。当文学的价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时，中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不再读这类克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只读西方理论进而克隆西方文艺理论，这使得文论在批评和文论建设方面走向双重失落。人们已经不再读作品而转向读“身体”，开始和作家共同合谋发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体”。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体开始。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物质的非物质形式，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并抵达存在之根而展开的。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才能实实在在而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诗人或哲人的使命。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而禀有一种倾听自然的焦迫，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但是，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本体论从神、从人的理性、从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说的人的欲望。“下行本体论”表明人类“上行本体论”的终结，于是人类的精神痼疾正在成为死症。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

文化创新 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该有一次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的“终点”，相反，它仅仅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27]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

法国哲学家于连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中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28]这一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有着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的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再是“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二是学科身份泛化。这一点在书法界同样存在，如出现了不写汉字的书法。当书法家不再写汉字时，大抵不能称自己是书法家而应该叫抽象画家，大可不必跻身于书法圈子之内而应进入画家的行列当中。同理，那些不再研究文学的人应该叫做泛文化家，而不应称为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三是文学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很难把握。文学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话语平台，而当下却是一个散漫无根的“超话语”平台，这是因为读者的兴趣和创作者的兴趣发生了错位，而读者的兴趣经常左右着理论家的兴趣。“超级女生”引起了媒体的大辩论，这种大众化的兴趣不断引导文学理论批评家：理论家再也不可能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而仅仅成为大众兴趣的跟随者。文论的颓败由此开始。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工作是，切实地回到文论流派原创性上来。既然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那么回到流派创新是最切实有效的方式。流派创新意味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个圈子一个学派。西方文论的流派，很少谈及体系创新，因为后现代以降“体系”这个词已经变得很可疑了，是否合法还值得讨论。中国古文论专家提出了先秦无“风骨”范畴，魏晋无“妙悟”范畴，唐宋无“神韵”范畴，中国书法是汉代尚“气”，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韵”，清代尚“朴”。当代尚什么呢?尚“俗”。每个时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进。一个朝代几百年，产生过多少流派，用一个字对其精神气质加以概括，是为了达到本质界定。

强调流派性可以有传统派、感悟派、评点派、境界派，也可以有比较标准的现代派、体验派、精神生态派、价值学派、文学消费学派，甚至文学媒介学派、文学身份学派、文学公共领域学派以及本体学派等。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当然，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但是探索精神却永生不灭。

总之，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重要软实力地基就是文化全面创新和可持续文化输出，[29]这也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对此，我满怀乐观。

注释：

[1]其实，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主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了姜国主宰的全球主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支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参见史蒂文，西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2]桑德斯：《文化泠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

[3]参见约鞠•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费约翱：《唤醒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5]马修•弗雷泽(Matthew Fraser)：《软实力：美国电景、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

[6]“其实，主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主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参见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苇271-273页。

[7]参见亨特：《文化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8]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9]参见MG马森(Mary Gertud)：《西方的中华帝国观：1840-1876》，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台北：花神出版社，2005年；约•罗伯茨(J A G Roberts)编著：《十一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0]参见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

[11]李登辉《台湾的主张》(2005年版)，公然将台湾定义为“中华民国台湾”或“在台湾瓣中华民国”：同时建议中围杨弃“大中华主义”，即一分为七，将中国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等七区，依各地特性竞争专展并维持安定。

[12]艾滋病(HIV)流行率1.1%。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6年11月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3950万。

[13]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14]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5]布罗斯：《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16]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7]谢韬等《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认为：“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强势地应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第2页。

[18]参见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化在中国》，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参见刘清才主编：《21世纪初东亚地缘政治——区域政治与国家关系》，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阮伟：《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20]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西方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1]参见刘继南、何辉等：《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刘继南、何辉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22]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汉语在法国发展势头很快，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的年增长率是2%～4%，汉语则高达38%。在日本，汉语已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汉语热”直追“英语热”，仅日本五大中文培训学校的入校生，2005年比2000年增加了5悟。汉语正改变世界大脑的构成。

[23]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Ramo)等：《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当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4]参见王岳川：《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25]参见关世杰等主编：《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北京：社当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7]参见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8]于连：《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29]郑永年在《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复兴》中认为：“中国没肓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字习 “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7月11日。